摘要：齐鲁文化形成发展并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所走过的路程，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诸子百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的诸多因素，规定了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体精神，由儒家文化伦理政治类型所决定，齐鲁文化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特点；很早就上升为主流文化的独特机遇，使得齐鲁文化的主体精神与我们整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很多相通重叠处；构成齐鲁文化主体的儒、道、墨、法等诸家人生价值观念及特定思维方式，共同作用于民族的社会心理及价值观念，形成中国特定的传统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凝成传统理想人格。

    齐鲁文化形成发展并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所走过的路程，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儒、道、墨、法并行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和核心，而在其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期则是主流文化融汇佛教的精义，形成儒、道、法、佛并行的格局。其中，由齐鲁文化所孕育的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居中制衡作用。由这样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诸子各家思想相通互补互为关联的诸多因素，规定了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体精神，在上升为主流文化后也就规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及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构成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人格和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形成传统社会共同的思维定势，而齐鲁文化精神凸显“仁”、“礼”的鲜明特色，则使中国文化定位于伦理政治类型，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一、齐鲁文化基本特征的反思

    由儒家文化伦理政治类型所决定，齐鲁文化在总体上呈现一种以人生和人心为观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人本主义、强烈的政治意识、重道轻器、崇尚传统、重视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等几个不同方面。

    首先，齐鲁文化表现为人本主义的特征。无论是儒、法两家重人道、轻天道，还是道、墨两家重天道轻人道，各家思想中，人都处于思考的中心位置，天、地、人并为三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归依于“天道”的同时，又把人的伦常情感贯注于“天道”，使“天”变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实际是把“天”还原为人，在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时，是以“人”统“天”的，“天道”实乃“人道”的投影。由重“人”出发，各家无不重视道德的修养与实践，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虽然关于“道德”的内涵各有不同。儒家的崇仁尚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的兼爱贵义，道家的修道积德、明心见性，皆以人的道德修养及实践为第一要义，即如齐法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其实也是一种约束人心的伦理规范。这一切都表明，在齐鲁思想文化中，“人道”最终压倒“神道”，体现了人本主义特征。

    其次，齐鲁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儒、墨、道、法各家思想，自开创伊始，即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所谓“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淮南子·要略》，其伦理学说、人生价值诸问题的提出与展开，以调整人间秩序为指归，目的皆在于论“政”。儒家自孔子提出德政理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把“仁”引进政治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仁、德之政一直就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目标和追求。儒家“三纲”、“八目”的修养论，其旨即在以“内圣”致“外王”，实现社会的“大同”理想；稷下黄老对“天道”的探索，指向无为而无无不为的政治理想；墨家的兼爱学说主张“兼以易别”，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与物质利益紧相联系的“兼爱”思想既是伦理规范，同时又是政治原则，“兼相爱”旨在“交相利”，统治者治民应示民以利，“仁人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

    再次，齐鲁思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重道轻器的特征。对待主客体关系，重视主体道德修养，相对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儒家把个体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第一要义，主张通过内在超越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在义利关系上，则表现为重义轻利，必要时舍生取义，这主要是由儒家思想所决定的，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必然会反映到齐鲁乃至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中；对待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重社会，轻自然。各派思想家的眼光专注于伦理政治问题，始终以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为主题，从而把人们的思维重心及实践活动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唯一不同的是墨家，墨子被认为在古代自然科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也是基于“为天下兴利除害”积极救世精神之下的，况且墨学亦在汉代中绝。

    第四，齐鲁文化呈现一种崇尚传统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先王观念及祖先崇拜。儒、墨、道、法各派皆托先王以自重其说，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其中又以儒家的先王崇拜观念最典型、最完善，对后世影响最大，宗法社会本所固有的尊祖敬宗皆是以宗法社会的尚古心理为内在依据的，经过齐鲁文化圈内思想家们的理论强化，遂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特征。与崇古相联系的是“重老”、“敬老”，这也是宗法伦理的基本精神所要求的，儒家对这一点特别强调，视“孝”为“仁”之本，而孟子的仁政理想中对老人的衣帛、食肉都做了具体设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要使“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孟子·梁惠王上》。

    第五，齐鲁文化重视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齐鲁文化圈的思想家皆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他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倡利他、利社会的群体精神，以行“仁”为最高境界。在社会整体秩序方面，则以“大一统”为最高境界。并据此提出了许多调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主张，最突出的如儒家“持中贵和”思想、推己及人之道、“正己正人，成人成物”思想等等，都是提倡个体以群体的价值为转移，通过道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自觉维护群体利益，融个体于群体之中。墨家则以“利天下为志”，突出强调利他、利群体的精神，排斥个人利己主义，要求人们严于律己，爱人、利人首先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如孟子所形容，“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

    总括齐鲁文化的诸多特征，其人本主义特征把道德修养及实践提到至上地位，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促成了中国人重修养、重情操的一面，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识，造就了后世积极求道士人的最高人生目标，即以仁德佐君王，铸成了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独特忧患意识，同时又由于它自觉的服务于封建专制制度，强化了专制王权的统治；崇尚传统思想，客观上保留了古代文化，利于继承发扬传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创造性有所阻滞；注重整体观念及群体关系的和谐调适，能够起到增强民族向心力及凝聚力的积极作用，同时它又有某种贬低个体的作用和价值的倾向，抑制个体的欲望，个体消弭于群体之中，客观上压抑了个体个性的发展。可以说每个特征都有其两面性，并非单纯的优劣精粗可以概括的。